瘟疫、公共卫生与城市建设

（主讲：刘筱教授）

主讲人简介：刘筱，女，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教授，理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英国伦敦大学（UCL）巴特利特规划学院访问学者。目前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与区域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政策模拟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城市发展、城市管理与区域创新研究。

内容简介：文明总是与城市的出现、发展交织一起，城市人口的增长不仅仅带来各种创新也会不断带来新的城市问题，而对抗瘟疫、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曾经是也将一直是城市的基本职能。本微课从历史的角度，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近现代城市共四个阶段，以瘟疫的暴发为视角，探讨了城市如何迎接挑战，并从中获得技术与管理的进步。最后，针对本次新冠疫情，从城市管理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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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文明总是与城市的出现、发展交织在一起，城市里聚积的人们不仅仅带来各种创新也会不断带来城市新问题，而对抗瘟疫（或者说公共卫生）曾经也一直也是城市的基本职能。 古代城市，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特定的城市管理措施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比如古罗马城市，输水渠、公共浴室、公共厕所则是城市的标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城市洁净与公共卫生的城市文化；在中国，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哲学观体现了整个民族的人居理念，从邻里到街坊再到城市，从风水再到阴阳五行，这并非迷信，而是最朴素的体现人与空间关系东方的人居哲学。中国几千年所延续的生活方式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则是无比先进的人居环境观。不过今天我不准备比较中西方的人居哲学，而是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来介绍瘟疫如何改变城市。

黑死病与文明转向

首先我想谈谈欧洲中世纪的那场“黑死病”。从1347至1353年，席卷整个欧洲的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这场灾难性的瘟疫却被认为“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它不仅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使天主教会的专制地位被打破，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从而改变了欧洲文明发展的方向。具体如何因为瘟疫导致社会转型，有许多学说，比如有从金融史的角度，也有从宗教改革的角度，但从城市的角度它意味着商业繁荣一方面带来各种流通，也同样带来了因为流通而带来新物种、新疾病。

鼠疫与《伦敦重建法》

1665年，伦敦爆发腺鼠疫，致使6.8万人丧生。当时的人们不清楚瘟疫的起因和传播原理，认为是某种瘴气随空气四处流动。他们普遍相信点火生烟能杀死病原、驱走瘟疫。随后整整10个月降水寥寥的大风天，加上一个夏季的炙烤，伦敦城内的地表储水蒸发殆尽，水渠、水井已全数干涸。因此，当1666年9月2日凌晨1点，位于伦敦桥北普丁巷的面包房着火时，伦敦几乎无水来应对大火灾。大火在燃料消耗完毕后逐渐熄灭。

大火熄灭仅1个月，英国议会便通过第一部《伦敦重建法案》，规定了街道的宽度、民宅的高度，明确建材只允许使用石头和方砖，严禁拓宽顶部楼层。违反条例的房屋一律拆除。并规定了不同房屋分级对应不同的房产税。随着这部法案的实施，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形态也发展起来，这种形式和规范也影响到大英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其他地区，从北爱尔兰德里市（创建于1622年），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1670）、费城（1681）、印度的加尔各答（1690）、澳大利亚的悉尼（1788）等殖民地城市。

1668年，伦敦市发布《防火条例》，要求在每条街最显眼的地方安装消防栓。1680年，内科医生尼古拉斯·巴本从灾后财产纠纷中发现商机，创建史上第一家火险公司。随着保险公司陆续成立，各公司消防队协同救火的实践日益增多，最终促成伦敦消防局组建。

当然，因为这场瘟疫还成就了另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跑回乡下躲瘟疫牛顿在这18个月里，他在好几个领域里都作出了划时代的发现，这些发现构成了他后来半个多世纪全部智力活动的核心。

霍乱与现代城市兴起

更高水平的生活水平自然带来更大的环境代价，早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状况就已突显出来。大量燃烧煤碳导致伦敦中心区被浓雾和黑烟所笼罩，从而导致城市居民迁居至城市边缘地区居住。更严重的是1831年首次了爆发霍乱疫情，而当时无人知其原因。然而，当时已有很多人注意到，1800年还有许多人游泳、有许多可食用三文鱼、仍是市民重要水源的泰吾士河，到了19世纪30年代已经被污水严重污染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新发明的室内冲水马桶使用日益增多，而冲水马桶的废水被直接排放到了河里。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1800—1890）时任济贫法律委员会秘书，他还是公共卫生建设先驱之一。他认真研究了第一本有关城市生活的社会学研究专著《英国劳工阶级卫生环境状况》（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1842），呼吁中央政府成立国家公共健康委员会，但是在当时这种声音并不受政界欢迎，由于之后又爆发了一次霍乱疫情这一提案才被采纳，并于1848年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该法案设立了税收支持的地方卫生委员会，来解决一系列地方卫生问题。措施包含对工业污染的监管以及宜居住宅标准，并修建卫生安全的公共墓地，公园和公共浴池等。对公共健康的关注也因此直接导致伦敦地区出台详细的城市建筑规范，1847年会颁布《城镇改良法》，到1875年，地方政府部门将各种建筑规范进一步标准化。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确保住宅通风，这是因为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疾病主要是腐烂变质物通过空气传播。因此，确保室内和周围空气的自由流通是至关重要的，从而要求所有的建筑必须面对大街，且后面有开敞的空间。另外典型城市住宅须有后花园，通过低矮山墙分隔邻里，并且有后巷贯通整个邻里街区。

不过保证良好通风的建筑规范后来被证明并不能减少病毒和细菌的传播，罪魁祸首是被污染的饮用水源。1854年，公共卫生先驱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博士证明了正是水里的细菌携带霍乱病毒通过伦敦苏豪地区百老汇大街（Broadwick Street）而传播到其他地区，并且斯诺博士还绘制了世界上首张疫情扩散地图。这一发现直接导致对污水处理和城市清洁水源的关注。于是泰吾士河及其支流的污染治理推动了1855年伦敦大都市区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它被授权在整个大伦敦区域建立完善而有效的排污系统以及马车专用交通系统。这一机构之后进一步发展也就成为今天的大伦敦都市区政府组织。

可以说19世纪的瘟疫不仅仅推动了现代城市政府职能的完善以及政府组织的形成，同时从工程和技术角度、从法律法规角度进一步优化了城市的宜居水平。

奥斯曼计划下的巴黎涅槃

伦敦的崛起搅动的还有拿破仑三世的那颗玻璃心。他任命塞纳太守乔治·欧仁·奥斯曼 (George-Eugène Haussmann) 为巴黎行政长官，将巴黎自中世纪以来充斥疾病的狭窄、昏暗、污浊的街道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计划，将卫生、采光条件极其差的部分中世纪街道代之以现代化的林荫大道，并设计了巨大的广场、完善的排水系统及布洛涅森林这样的城市公园。

除了受英国规划的启发进行拓宽街道，设立城市公园之外，奥斯曼最具创新力的设计还在于计划中完善的排水系统，通过布置地下新型引水管道为更多人提供干净、卫生的生活用水。这一发达的地下排水系统，至今运转良好，被公认为最完美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工程。

奥斯曼操刀切过巴黎市区内一些最拥堵和最不卫生的街区，那些曾经爆发过严重霍乱的地区也被囊括在内。尽管耗资巨大的巴黎重塑计划引来了无数的批评，过程中损毁的不少中世纪或近代的建筑物也招致不少争议，尤其是将原来的城中贫民“粗暴”地赶到郊区而饱受民主人士批评。但从今天来看，奥斯曼创造了一个更美丽、更健康、更现代化的巴黎，尤其是令人惊叹的庞大的地下市政工程，历经百年，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的城市管理者和学者津津乐道的典范。

公共卫生与当代城市发展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现代主义思潮也风靡全球。城市与其说是居住的家园，不如说它是财富创造的乐土，而各种城市病也接踵而至。城市病了吗？有人逃离，却又有更多的人涌入。因为现代科技、尤其是医学的进步，改变了人们对瘟疫的态度。20世纪青霉素的发现、阿司匹林的发明，现代医学对公共卫生的巨大改善使原来对抗瘟疫和公共卫生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却失去了原有的方向，日益放飞自我，它们正在脱离建设美好的城市生活初衷，而转向更为虚拟的资本收益。

让我们看看身边的城市-香港。19世纪末的香港华人住宅区正是由于在规划用地时，无视公共卫生状况，着眼于土地利益，又一次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鼠疫大流行。同样是香港，2003年的SARS，无论是发病率还是病死率，香港都远远高于内地，身为全球顶级城市之一，拥有顶尖的医疗水平，抗疫防疫能力却如此薄弱？曾经去过香港的人都能深切感受到高密度的城市环境正是瘟疫暴发的罪魁祸首，而对土地资本的逐利则是其原罪。2020年初的这场瘟疫，对我们今天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不断逐利的经济发展其更是一道及时警钟，它警示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城市发展理念，正如历史上的数次大瘟疫，带来灾难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文明的车轮滚滚前进。直面灾祸，勇敢担当正是为文明的繁衍所预留的。

那现在我们需要做什么？

第一，让城市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让安全成为城市的“本份”。正如历史学家乔尔.柯特金在他那本著名的《全球城市史》中所述，历史上的伟大城市因繁忙、安全和神圣而兴，也因任何一个要素的衰亡而衰亡。因此在城市规划和公共投入上理应将公共安全放在核心位置。

第二，如果以安全为核心的城市管理，在现代社会就包括了实体空间的安全和虚拟空间的安全，因此，应对各种危机的安全体系和制度框架亟需重构建，其中应急管理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都需重新在体制和机制层面重新梳理。

第三，政府不是全能，但没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主导却是万万不能。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尤其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民防体系和社会动员体系应进一步加强。

第四，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全面认识媒体在城市动员中的积极和消积作用，在信息公开的同时引导民从做出合理选择。